翻開臺灣藝術史，1960到1970年代是人才輩出、風起雲湧的時代，歐美前衛藝術風潮與本土美學意識相互激盪，蕭勤、廖修平與霍剛等人留下精彩作品。但身為臺灣戰後第一代留歐藝術家的徐寶琳，卻因為英年早逝，名字逐漸被人們遺忘，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。
《敬，臺灣》徐寶琳紀念展在人文遠雄博物館隆重登場。圖/邱家琳攝。
為了讓徐寶琳重返藝術史的舞臺，他的女兒徐馨慧從20年前開始各方奔走，替逝世的父親舉辦展覽。2016年，徐馨慧委託臺南藝術大學吳盈君教授修護遺作，研究生陳雯婷也發表相關論文《滄海遺珠；徐寶琳油畫作品修護與研究》，同時在臺北藝術大學廖仁義教授的協助下，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「滄海遺珠：徐寶琳遺作展」。
這位曾被遺忘的藝術家，再次被看見與研究，獲得他應有的歷史地位。今年，人文遠雄博物館邀請廖仁義教授擔任策展人，以「敬，臺灣」為主題，舉辦徐寶琳紀念展，挑選藝術家在臺北、澎湖、大溪與高雄各地的寫生作品，表達他對臺灣這塊土地的關注。
「徐寶琳曾浪跡天涯，但他生命最後的歸屬是在臺灣。」策展人廖仁義表示，徐寶琳是1949年從中國來到臺灣的人，曾經離開自己成長的土地，留學歐洲、前往美國，最後又回到臺灣，卻因為早逝，導致他跟臺灣的淵源沒有被看見，期望透過這次展覽，讓大家看見他與臺灣之間緊密的結合。
藝術家徐寶琳在臺灣各地的寫生作品。圖/邱家琳攝。
策展人廖仁義教授。圖/邱家琳攝。
徐寶琳生於1932年，出身中國瀋陽的書香家庭，在時局動盪不安、戰爭頻繁的情況下，他獨自跟著撤退人潮前往北京、天津、上海與廣州各地，最後輾轉來到臺灣。而無家可歸、沒有經濟基礎的他，透過當時建中校長的協助，寄居校園，並半工半讀完成學業。
20歲時，他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(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)。兩年後，徐寶琳獲得教育部提供的西班牙國家獎學金，成為首批公費留學的藝術家，前往西班牙就讀聖費爾南度皇家藝術院。
聖費爾南度皇家藝術院是西班牙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大學，約在18世紀創立，數百年來孕育許多藝術大師。徐寶琳在此接受古典繪畫訓練，從肖像畫的構圖、空間格局與人物穿戴的服裝，都能看見典型的巴洛克藝術風格，其風景畫則展現西方19世紀以來的寫實主義精神。
徐寶琳《自畫像》，1987年。圖/徐馨慧提供。
就讀聖費爾南度皇家藝術院時，徐寶琳接受大量古典繪畫訓練，學習油畫、鑲嵌畫與瓷畫等各類媒材創作。而徐寶琳也是繼前輩畫家顏水龍之後，臺灣第二代研究鑲嵌藝術的畫家，他在西班牙求學期間，看見當地許多天主教建築都是採用鑲嵌畫裝飾，並學習如何運用小石塊、玻璃碎片或有色塊狀物拼貼圖案。
畢業同年，徐寶琳在馬德里的畫廊舉行首次油畫個展，嶄露頭角。隔年又再度舉辦個展，開始受到藏家與當地藝術圈注意，並前往法國巴黎、美國紐約等地寫生，並將作品寄給畫廊代售。
但好景不常，徐寶琳在旅行紐約期間，替他銷售作品的西班牙藝術經紀商突然過世，頓失經濟來源，於是暫時擱下畫筆，仰賴攝影維生，在當地養家餬口。而攝影也對他日後返臺的繪畫風格有深遠影響，許多作品都擁有廣角構圖。
徐寶琳，《風景（臺北）》，1982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1968年，徐寶琳回到母校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任教。他成為第一位將西方馬賽克藝術引入臺灣畫壇的藝術家，在師大美術系教授馬賽克課程之外，並於1973年出版臺灣第一本馬賽克藝術專書《嵌畫》，至今仍是臺灣研究馬賽克藝術的參考書目。此外，他也持續以城市街景為題材，在瓷板上作畫。
在返臺教書10多年期間，他創作不懈，油畫寫生的足跡橫跨臺北、澎湖、大溪與高雄各地，描繪大量城市街景、工廠建築與鄉村風光，並紀錄臺灣推動現代化建設與邁向工業社會的歷程。1970年代，政府正好推動十大建設計劃，透過機場、鐵路、港口到發電廠等基礎設施，帶動社會與經濟快速成長。過去曾想就讀建築系的徐寶琳，也特別關注城市建築與工業化發展，目前留下的百餘幅作品多數以此為題材。
「在臺灣藝術史上，除了徐寶琳之外，很少有藝術家注意1970年代現代化建設與工業化議題。」策展人廖仁義表示，徐寶琳年輕時對攝影、建築與藝術皆有興趣，但考量經濟層面，最終選擇考師大美術系，當時師大不僅能公費就讀，畢業之後也提供教職，相對來說更有生活保障。
策展人廖仁義也提到，徐寶琳對現代化建設的突破，流露一份驚喜之情。1931年生於中國的他，從小經歷戰爭，所處的社會不太可能有所建設，當臺灣逐漸進入安定的時代，新的建設總讓他感到興奮，才會畫出這些題材。
徐寶琳，《臺北磚廠》，1976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徐寶琳，《高雄》，1982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策展人廖仁義也強調，大家很少把工廠當作漂亮的建築或視為創作題材，綜觀臺灣美術史發展，除了徐寶琳外，臺灣找不到第二位描繪工廠的畫家。徐寶琳能夠掌握這種設施的特色，也顯露他在繪畫的專業技巧與鑽研。
像1978年的作品《楊梅工廠》，兩根煙囪豎立，左右兩側皆有著穩固的金屬線索、試圖保持平衡避免倒塌的設施。徐寶琳在畫布塗抹油彩後，再透過畫刀逐一刮出痕跡，讓工廠建築呈現斑駁不堪的景象，擁有殘破的視覺效果。
「一位好的藝術家，不是在於把東西畫得很美，而是將東西的本質畫出來。」策展人廖仁義說明，梵谷畫的鞋子並不漂亮，他的功力在於把鞋子的破爛感描繪出來，徐寶琳也是將工廠斑駁的氛圍畫出來，讓觀者感覺環境的殘破與不舒適。
徐寶琳，《楊梅工廠》，1978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《楊梅工廠》局部細節。圖/邱家琳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徐寶琳描繪城市建築的題材時，大多都會描繪鷹架，呈現建築物還在建造中的狀態。繪於1978年的《臺北街景》留下仁愛圓環當時的建設情景，畫面左方為現已拆除的財神大酒店，過去它曾是備受矚目的建築工程，也一度是臺北的重要地標。
徐寶琳，《臺北街景》，1978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1970年代，澎湖跨海大橋正式完工通車，全長約2494公尺，連接澎湖群島中的兩大島嶼─白沙島與西嶼島，便於居民與遊客來往。它不僅是臺灣最長的一座橋，建好當時也曾是東亞第一長的跨海大橋，或許就是因為這些特點吸引徐寶琳於1982年前來寫生。
《澎湖跨海大橋》的構圖採取寬廣視域，含括海洋、島嶼、村落與跨海大橋等風景。同時，這幅畫也展現徐寶琳精確的寫實功力，他細膩地刻劃土地與岩石的構造、質感與色澤，遠方的聚落還能看見船隻、房屋與漁村生活的樣態。
畫面中央的步道並非澎湖跨海大橋，而是海水漲潮就被淹沒的小路，真正的澎湖跨海大橋則隱約畫於右方。徐寶琳選擇將作品主題藏在這裡，也讓畫面構圖顯得更加獨特。
「澎湖跨海大橋啟用，在臺灣是一件大事，對當時的建築技術來說，也是一份驕傲。」策展人廖仁義表示，徐寶琳的作品大多可以分為城市建築與鄉土風景兩類，在臺北市中心與近郊外，澎湖的題材也特別多。
徐寶琳，《澎湖跨海大橋》，1982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《澎湖跨海大橋》局部細節。圖/邱家琳攝。
無論是鄉村風光、工廠建設或城市建築，從徐寶琳的風景畫中，找不到任何人物存在。針對此項特色，策展人廖仁義以「悲憫滄桑」形容，「滄桑」是景物的變遷、流變的時間痕跡，並帶有些許感傷，而「悲憫」不是同情，是藝術家面對風景變化的心境。
「風景有很多不同畫法，有的藝術家把醜的畫成美的，有的藝術家則是將美的畫為醜的，各有各的表達方式。」策展人廖仁義表示，徐寶琳也有自己的立場與觀點，表面看似冷清，但實際上流露著情感，呈現他觀看景物的心境。
徐寶琳於1987年突然驟逝後，隨著時間流逝，其油畫作品也開始出現劣化情形。直到女兒徐馨慧長大成人後，才開始委託專家修護作品，也在修復的過程中，整理出一百多件作品的時間脈絡。
對於徐馨慧的孝心，策展人廖仁義感嘆地說道，他期望每個臺灣藝術家的後輩都能積極奔走，就能免於在美術史上被遺忘的境遇。而身為藝術史研究者，他認為策劃展覽不只是找到場地，也要進入藝術家的世界，從題材與內容去思考，喚起大家對徐寶琳的記憶。
徐寶琳，《澎湖小門嶼》，1982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徐寶琳，《工廠》，1978年。圖/邱家琳攝。
延伸閱讀：滄海遺珠 重新看見戰後臺灣的美好記憶︱徐寶琳遺作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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